编者按：11月18日，由中国文化院、北京三智文化书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开幕式暨各地分论坛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许嘉璐院长发表了题为“阳明心学的落地与升华”的主旨演讲，内容如下：
阳明心学，作为治世、致用之学，在中国、在东亚曾经被冷落了相当长时间。究其原因，东亚社会停滞、经济落后，遇到了西方科学促成的工业革命，造成了列强经济发达、全球殖民，无往不胜，吸引了、折服了东方学人和执政者，于是西学以其强势之态迅速覆盖了东亚。相较之下，连同中华古老学说和阳明心学必然逐渐加速式微。虽然百余年间东亚三国都有一批学者一直在坚持信仰，肩担道义，秉奉其说，但狂澜猛至，谁人能够挽其于既倒！幸而世事因果相依，自有其理，孰料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察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类日益陷入种种万劫不复的危险之中。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所幸的是自己文化的血脉未绝，坚守传统美德的城乡人民所在多有，况且领导中国走向富强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引导全国各族人民恢复并增强文化自信、自觉的力量，于是王阳明又显现了他那伟岸的身影，东亚上空又传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阳明之学的弘扬，现在正当其时：人人需要，社会需要，国家需要，也可以说世界需要。尤其是对东亚几国来说，把积存或沉睡在个人和集体记忆中的“良知”唤醒，是解决当前种种家庭的、社会的、国际的风险和危机不可或缺的课题。我们提倡对阳明心学要“真学”，是指不是为任何与名利相关的目的而学，当然也就不为装点门面而学，而是为了自己精神——心灵的升华而学，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身处于新时代，更应该为天下苍生、为世界平安而学。
“真学”与“实修”本是一体，那就是要自觉地“在事上磨”，就是并非在书斋里学，而是要迎难而上，本着良知做前人所未做，经前人所未经。人生何处无坎坷？身体、环境，事业、家庭，……每遇一事，无论顺逆，对己都是磨砺，也都是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机会。其中关键是要做个“有心人”，时时“反己”。
反诸己，就是动中静。遇事、遇挫，即使捱过，如果无心，也难得修己而长进。所谓“有心”，即辨人己之善恶、是非；辨分善恶与是非的标准，就是良知，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之端”，也就是符合不符合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阳明以孟子的“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语，立起“致良知”的大旗，让人们在生活道路上有所遵循，有所鞭策，有所追求，从而活得踏实、心安。其理论的前提，一是人人莫不自知己心之善恶、是非；二是能够“致”其良知于家国人伦、日用万事、“道学问尊德性”之中；三是用功积累，日复一日，逐渐回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本性、本能上来，从此无显、无讳，不揜、不饰，养得一生正气，无戚戚而坦荡荡。
以上所说，可以看作是我对这次论坛的主题和分议题的粗浅理解，尚望各位与会者指正。
现在我想谈一谈和论坛主题相关，或者可以说是关于如何“唤醒良知”的一点建议。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历史的轨迹由于复杂的原因出现转折的时候，语言就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原因之一是，语言是反映现实、反映人们思维的内容和方式。在我们熟知的过往中，宋儒在构建理学体系时大量使用了当时的口语，应属于汉语的一次巨大变革；“五四”运动时代，兴起新文化，文言文迅速退出文坛和社会生活，助推了时代的转变，与此同时，西方语言对汉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内，这是汉语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带来语言（特别是词汇）的不小变化，虽不及上述两次演变之大，但是也不可忽视。现在，在基础教育普及、现代文化多样、古代传统遗忘、良知亟待唤醒、对外交流频繁的环境中，阳明心学的弘扬和发展，同样遇到了语言问题——我称之为话语形式和思维方式转换问题（或曰难题）。
话语形式的转换，并不限于古语（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古语”包括了宋、明、清的语言）的准确理解和翻译、词语通于俗而且入时，其核心和实质是对思维方式的调整，其中包括了大众观察事物和接受理论时从个体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下而上上而下，以及正向逆向思维的习惯。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阳明学说的对内普及、对外介绍的障碍之一，就在于此。对内对外又有所不同：对内，面对各行业、各阶层时，应该重在求听者一听就懂，印象深刻，引发联想、反思和践履；若不如此，而是“照本宣科”、学术话语过多、过深，或讲述重在字面，都将事倍功半；对外，则还有一个双方信仰、概念、伦理的差异对比以及双方思维习惯走向“中和”的问题。克服话语形式和思维方式所造成的障碍，说穿了，就是一个努力做到对对方信仰、概念、思维、表达习惯了然于心，并且怀着尊重文化多样性、理解对方情怀的心态的过程。举例说，姑且不论孔、孟、程、朱以及释、道二家的经典，即使对今人而言，语言相当浅显的王阳明遗著遗言似乎也当如此小心对待。阳明学的出现距今不过四五百年，但是在其“简约而白，形象而透”的明代语言背后，矗立着自孔孟以来历代杰出思想的遗教，如果仅就字面而解，也还会有许多隔膜、难以理会之处，即使懂得了字句，也未必一触即通。例如，他说“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宁有二乎？”对于今之学子，这几句话可一睹而明，但是恐怕还是需要以今天的知识和语言做个简约剖析的为好。
在这里我还想提到几个容易被忽略或有意回避的问题，供专家和来宾们研究。一是在继承和弘扬阳明心学时，千万不要忘记中华民族除了汉族，还有55个少数民族。不同民族各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信仰、习俗。阳明心学的精要是全体中华民族儿女的共同瑰宝，其精神实质完全可以和其他民族文化相通共享。怎样向其他民族介绍？这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与此具有一定共性且相互关联的，是对于我国信奉释、道、伊斯兰、天主、基督（“新教”）的公众，是不是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与之交流，共同探讨？儒学不是宗教，阳明心学不是十五世纪诞生的儒家“新教义”，和所有伟大宗教一样，她也是在探索人生和宇宙的真理。这种超越信仰的交流只会给双方以启迪，并促进各自发展创造的动力。
此外，还有一些时常被人们忘记、但却急需崇高思想润溉的人群，例如关押在监狱、拘留所等触犯法律的在押人员，以及社会上的流浪人员等，他们也许是最需要了解人间正当而高尚的伦理感情和价值追求的人群，如果他们能够受到阳明事迹和思想的感染，从而“立志”而奋进，社会就会有相当多的消极力量（负能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正能量），而阳明心学和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也将从中受到鼓舞和启发：这会催促学界和热心人士把话语转换的功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我们的话语连社会“边缘”的人都可以接受，从而回头、反己，走上明善恶、知是非、洗心革面之路，那么对于过着正常生活的人们，阳明心学岂不具有更大的威力？
阳明心学并非探索人生和宇宙真理的终极点。如果王阳明的思想不和新时代精神相结合，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最大作用。人类和万事万物的未来，总是在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创新的结果。
阳明之学如何演进和发展？这是个一时难以得到明确答案的问题，放而大之，这也是所有传统文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这里，我姑且就以下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仅供专家们参考。
进一步深化对王阳明及其思想的研究。阳明学既然曾经在中国、日本、半岛盛行过，自然就有过精心、深入的研究，前人与时哲的贡献为阳明学在新时代的再度兴盛奠定了基础。目前阳明学所最需要的，是要以今日学人的胸怀、视角、“工具”，根据当下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以使之国际化、时代化、大众化，下学而上达。为此，首先要继续加强基础研究，从版本、训诂、王阳明生平事迹到他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社会环境，尽可能更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精髓，以及他多年议论之所由发。与之同等重要的，是理论方面的研究，包括从形上进行究底、统摄的研究。这对于创造阳明学的新高峰至关重要。
阳明心学的创新，需要一个回顾先哲的社会环境和从物质到舆论场的条件，这些已基本具备；所缺的，是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具有一定功底和悟性的年轻团队以及有别于既往的路径和方法，这些恐怕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补备。
阳明学既需要纵向的探究，也需要横向地丰富之，考察之。所谓纵向，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反刍、提倡的传统文化，乃是五千年中华土壤上绽开的花，而王阳明则是这土壤里最容易为人所知、所明的营养基。由此，可以引出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阳明心学是怎样在“前孔孟时期”直到二程、朱陆的传承中成长的？又与新时代、新理论、新思想有着怎样的血脉相通的关系？所谓横向的研究，是指阳明学需要与宗教学、自然科学做深入的交流，进而相融。21世纪社会的知识及其结构早已大异于五百年前的帝制时代。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遇事总要问个“为什么”，也就是要寻究该事在科学上（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有什么根据。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不断获得新的进展，并在其成果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假设，而其中有些得到反复验证的现象，无意中却与古代贤哲通过体验、观察和仰望星空的冥想暗合。如果我们把不同学科，特别是鸿沟横亘于其间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就难以在21世纪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在这里我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上面所说的意思。
第一个例子。阳明心学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其良知一说就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的。如何应对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就此历代都有所争讼，但终因理学、心学思想体系的完备势强而使得性恶论沉寂。现在的人们在谈到良知时要深究了，对街巷中常听到的“××人（如何如何）是天生的”这样的说法，我们怎样解读？再有，如何对应有些宗教的“原罪”说？对这类问题是不是应该借助脑神经学、遗传学、人类考古学、生物基因学等的成果和“工具”，做出进一步的证实或证伪，给予社会以更为具有说服力的诠释？
第二个例子。王阳明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所以他又说：“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他的这一思想曾经被归结为主观唯心论而受到挞伐。而20世纪以来许多自然科学，例如遗传学、植物学、动物学、宇宙学、量子论等，虽然里面还有着许多未经证实的假设，但已足以提醒我们天人合一、物物相应，并非虚玄之谈。
阳明心学的普及和弘扬开始在许多地方活跃起来了。我们再次就这一富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业进行研讨，唯望今日之所议将对新时代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征程中有所奉献。
预祝第二届阳明心学论坛圆满成功。
许嘉璐
2017年11月18日
延伸阅读——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书》。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