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慈恩寺，位于陕西西安南郊，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初名无漏寺。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皇太子李治为其母文德皇后追荐冥福而扩建为大慈恩寺。玄奘奉敕由弘福寺移居此寺为上座并主持翻经院，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玄奘奏请于寺内建贮存佛经的大雁塔。近人康寄遥居士撰《陕西佛寺记略》谓：“大慈恩寺，在西安市东南郊，距城八里许……，西距兴善寺约三里，西北距小雁塔荐福寺约五里，东北距青龙寺约五里，东南距慈恩寺塔院兴教寺约三十里，南望终南，有如画屏。”“寺在唐时位于外城内，即当时京城的东南隅晋昌坊，南临曲江，邻于隋时的芙蓉园。”就今而言，大慈恩寺地处西安明城和平门外雁塔路之南端，左右隔街与园林或博物馆为邻，寺前已辟为一大广场，旧日的曲江池和芙容园、杏园风景名胜正在按照规划全面修复。
慈恩寺是唐代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因此也是中外闻名的古刹、圣地。自唐迄今，经千三百余年而不衰，可谓历史悠久。
大雁塔是慈恩寺的标志性建筑物，唐代学子考取进士后，都要登上雁塔赋诗并留名于雁塔之下，号称“雁塔题名”，被视为人生一大荣耀之事。唐代诗人姚合作有一首涉及“雁塔题名”的茶诗，不过诗中表现的是另一番情形，其《送狄兼谟下第归故山》诗云：
慈恩塔上名，昨日败垂成。
赁舍应无直，居山岂钓声。
半年犹小隐，数日得闲行。
映竹窥猿剧，寻云探鹤情。
爱花高酒户，煮药污茶铛。
莫便多时住，烟霄路在城。
《全唐诗》卷496
诗中云“慈恩塔上名，昨日败垂成”，言狄兼谟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唐语林》卷2云：“（进士及第）既捷，列其姓名慈恩寺，谓之题名。”诗中描写了狄兼谟为参加科举考试在长安的生活情形：因备考来京住了半年，过着隐居生活，落榜后方才一身轻松地居山垂钓、映竹窥猿、寻云探鹤、赏花饮酒、煮药煎茶。或许是条件不具备，狄兼谟竟用茶铛（即煮茶烧水用的锅或釜）煮药，茶味中杂入药味，这个落第举子看来对于茶事十分马虎。对煎茶马虎的人对学问大概也是马马虎虎，加之爱游山玩水，落榜便不足奇怪了，也只好哪里来那里去打道回府了。不过，这个狄兼谟还是颇晓休闲文化的，“数日得闲行”，诗眼便在一个“闲”字上，道出了饮茶是休闲文化的本质。
这首诗将士子、科考、寺院、冶游、饮茶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寺院茶，但足以说明唐代士子与寺院、与茶有很深的缘分。
宋·张礼《游城南记》中说，慈恩寺本唐代游览胜地， “长安士庶，每岁春时，游者道路相属”。中唐诗人权德舆官至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其《奉和许阁老霁后慈恩寺杏园看花同用花字口号》就描写了朝廷命官游览慈恩寺的情形，诗云：
杏林微雨霁，灼灼满瑶华。
左掖期先至，中园景未斜。
含毫歌白雪，藉草醉流霞。
独限金闺籍，支颐啜茗花。
《全唐诗》卷326
中唐时期长安茶风鼎盛，如《封氏闻见记》所言“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诗中描写了“王公朝士”来到慈恩寺杏园看花并在寺院饮茶的情景：“左掖期先至”、“独限金闺籍” ，说明来者是朝廷高官，按照一般情形推想，寺院该是高规格接待，住持亲自陪游，茶僧恭恭敬敬奉献寺院香茶以待嘉宾，且应具茶禅一味的神韵。但并非如此，“含毫歌白雪”、“支颐啜茗花”，饮茶的同时挥毫泼墨、吟诗作赋，俨然大唐文士茶的作派。文士茶风吹进寺院，儒教茶和佛教茶相互融合势在必然。
晚唐茶诗人李洞，字才江，京兆人，诸王孙也。家贫。十分崇拜贾岛，《唐才子传》说他“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他是长安本土茶诗人，又是皇室宗亲，读他的茶诗对于我们研判大唐寺院茶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题慈恩友人房》诗云：
贾生耽此寺，胜事入诗多。
鹤宿星千树，僧归烧一坡。
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锅。
长久堪栖息，休言忆镜波。
《全唐诗》卷722
这个贾生就是大唐著名诗人贾岛，李洞的好朋友。
贾岛是个半俗半僧的诗人，关于此人最为流行的故事就是“推敲”的典故。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若非有寺院生活的真实体验，贾岛焉能得此佳句！ “贾生耽此寺”，“耽”解作沉溺、入迷，长久地停留。《唐才子传》说他“居京三十年，屡试不中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旅居长安数载，囊中羞涩，有僧人的身份在，反正又无处可去，住在寺院衣食无忧，总不至于斯文扫地露宿长安街头，尚且还可写写诗、喝喝茶，虽出于无奈，倒也得其所在，算是明智的选择。贾岛是慈恩寺的常客，住得如此惬意，当然“长久堪栖息”。
贾岛在寺里干嘛？主要是吟诗、煎茶。常说“诗酒人生”，贾岛则是“诗茶人生”。在一个冬日里，李洞与贾岛在慈恩寺里煎茶，“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锅”，取塔棱滴下来的雪水，用锅煮雪水煎茶，茶味自然非同一般。 “雪水煎茶”体现的是文士的风雅，贾岛是僧人又是文士，李洞是文士却亲近佛门，二人自然而然地担负起寺院茶和文士茶相互交流的使命。由此也可以看出，慈恩寺的寺院茶风深受雅士茶风的影响。
如果说李洞的《题慈恩友人房》更多表现的是雅士茶风，那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可算得上是地道的禅茶诗，诗云：
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
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
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
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
《全唐诗》卷544
一个夏日，诗人去慈恩寺塔下纳凉，古松巨塔，修竹空廊，深山凉意，自然天籁，钟声夕阳，回归自然怀抱，心情十分舒畅。诗人交往的僧人是真正的佛门弟子，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这里的水是真水，味儿淡淡的，淡为至味，淡则真，水为茶之体，茶为水之魂，真水煎名茶，茶之风味全出矣。“僧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 透着几分禅意，道出禅宗茶道真谛，以“淡”为宗，悟其“真如”境界；也体现了佛家茶文化与儒家茶文化的完美结合。
刘得仁能写出这样地道的禅茶诗不是偶然的。刘得仁乃公主之子，长庆年间以诗著称。自开成年间至大中年间历三朝，刘得仁的兄弟们都靠皇国戚的身份担任要职，独他苦学文章，立志走科举致仕之路，然科考不顺，出入科场20年，竟无所成。《唐才子传》卷6云：刘得仁“忧而不因，怨而不怨，哀而不伤。铿锵金玉，难合同流，而不厌于磨淬。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甘心穷苦，不汲汲于富贵。王孙公子中，千载求一人，不可得也。”诗人科举无望，于是寄托于茶，时时饮之，或与同仁，或与僧家；或饮于宫廷，或饮于寺宇。雁塔不题名常去玩玩也是快意于心的。
慈恩寺高僧或许没有写过茶诗，但不饮茶绝无可能，不同文人雅士在一块儿饮茶也绝无可能。在《慈恩寺志》书中为我们留下了慈恩寺僧人与饮茶文士们谜密切交往的记载。
中唐时期——
清上人，与朝臣、饮茶文士权德舆有交往。《全唐诗》收权德舆《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诗一首；
郁公，与诗人、饮茶文士贾岛有深交，《全唐诗》收贾诗《宿慈恩寺郁公房》、《寄慈恩郁上人》、《酬慈恩寺文郁上人》三首；
释霄韵，与诗人、饮茶文士贾岛有交往。《全唐诗》收贾岛《送慈恩寺霄韵法师谒太原李司空》诗一首；
昙禅师，与著名诗人、饮茶文士白居易有交往。《全唐诗》收白居易《赠昙禅师》诗一首；
恭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刘得仁有交往。《全唐诗》收刘得仁《晚步曲江因谒慈恩寺恭上人》诗一首；
起上人，与御史中丞、饮茶文士武元衡有交，武曾赋《慈恩寺起上人院》诗一首；
晚唐时期——
俊上人，与唐大中间监察御史、饮茶文士许浑有交，许曾赋《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诗一首；
默公，与诗人、饮茶文士郑谷有交往。《全唐诗》收郑诗《题慈恩寺默公院》一首；
楚霄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曹松有交往。《全唐诗》录曹诗一首，即《慈恩寺贻楚霄上人》；
觉公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李洞有交往。《全唐诗》录李诗一首，即《秋日同觉公上人眺慈恩塔六韵》。
史料中提到的文人都有饮茶的嗜好，而且有茶诗存世。
尚无更多的资料诠释慈恩寺饮茶之风的表现和内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慈恩寺因为是法相宗的祖庭而吸引了四海僧人，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而吸引了诸多王公贵族，因其“雁塔题名”而成为文人雅士向往的地方，在长安茶文化的格局中提供了一个佛教茶、宫廷茶、文士茶交流的平台，也就决定了大唐茶道必然带着儒、道、佛三教的文化特征。
（摘自2014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