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场春雨的浸润，几阵春雷的召唤，故乡山村里漫山遍野的茶树就绽出了新芽。
一株株、一簇簇、一粒粒，青翠欲滴、饱满鲜活，泄露着春天的秘密，书写着生命的张力。这些啜饮日月精华、沐浴天地灵气的小精灵，成了季节最鲜明的符号，也成了农人最欢愉的等待。
临近清明，就是摘茶的大好时节。
记得那时我还在念小学，每逢周末，往往天刚明亮，揉着惺忪的睡眼，由着母亲的带领，欣欣然踏进茶地里，飞快地采起茶叶来。平素上学的书包，成了装茶的最好工具。
一会儿工夫，就攒起鼓鼓的一小袋来。望着那朝露尚存、枝舒叶展的嫩芽，心中偷乐不已。因为将这些茶叶拿到街上的茶厂一卖，好几个星期的零用钱就出来了。虽然家中的日子清贫，父母却从不曾克扣我这些劳动的果实，容我购书、买笔，自由支配。除了捡油桐、拾蝉蜕、剥桃仁换取零花钱以外，摘茶算是我最丰厚的收入了。而且相对其它几种，摘茶不用攀高爬树、下力出汗，轻松得多，安逸得多。
街上的茶厂属国营性质，高低错落地排列着一座座厂房，皆是灰墙黑瓦的砖木混合结构。进入茶厂有一段长长的下坡，然后径直穿过一个类似操场的平坝，就到了茶叶收购车间。由于收购车间紧邻制茶车间，耳朵里全响着聒噪的机器声，说话需要轻吼才听得见。
收茶的师傅言辞苛刻，总能从上好的一堆茶叶中挑拣出几片粗叶来，以降低茶价。这让我们忿恨，却又无能无力。他还时不时地短斤少两，明明在家里称好的重量，拿到茶厂就会少掉一些，大人们往往忍气吞声，遇到我们小孩子却会争辩上几句。但茶叶评星定级的大权掌握在他手中，若真得罪了他，吃亏的还是我们。
评定茶叶的等级，是一件十分讲究的事情。茶厂制定了几十个不同的等次，以特级为最佳。特级茶叶必须是惊蛰之后、清明之前采摘，只取茶树上最新鲜的部分，那往往是一片紧紧包裹、尚未展开的针芽，比松针粗不了多少。采摘特级茶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在我们家，得动作熟练的母亲和大姐才能胜任。像我和二姐手毛脚糙的，那细小的嫩芽常常从指间溜掉了。采摘特级茶费时费力，大半天才积攒得起来一、二两，但价钱可观，一两就可以卖到几十元。
茶叶定级称重后，收茶师傅就会在一张小小的白纸上写明收购时间、确认等级、具体重量等，作为凭证。握着这张收条，须到对面的综合办公楼，找到会计、出纳，方能拿到钱。
那是一间用砖墙和铁栅栏隔成两半的房子，而且砖墙垒得很高，年幼的我根本看不见铁栅栏后面的小半间屋子，只听见拨得飞快、噼噼啪啪的算盘声音。茶厂的经营不是太稳定，制好的茶叶有时销得顺利，货款回收也快，我们卖茶后当场就能拿到钱，有时还需要会计把收条换成一张红色的、正式的单据，搁上一段日子才能从出纳那里换到钞票。
茶厂侧对面的山脚下建有一座寺庙，寺院周围就是大片大片的茶园。茶因寺得名，寺因茶而兴，这里产制的茶叶，曾作为贡品，走进了清朝的皇都。时至今日，依然大有名气。所以，茶叶是大多数乡邻重要的经济来源，有的人家甚至栽植有几十亩的茶树，每年都要四处雇人采茶。那些精制的茶叶，销往全国各地，进入千家万户。
我上初中后，课业日益繁重，采茶的时候就不多了。后来离家千里念师范，毕业时留在别人的城市里，一年回乡只有那么可怜的两三次，且大多是国庆、春节长假期间。春节尚未采茶，国庆采茶已过，掐指算来，已是经年不曾亲近茶树、采撷茶叶了。想念一天天浓烈起来。现在，幼年时的老茶厂早已被私人购买下来，修葺一新，还建起了高高的围墙，挡着我的视线，只能任由记忆和想象发挥作用。
每次回乡，我总要装上几包家乡产制的茶叶，带到我生活的城市。在加班熬夜、人困马乏的时候，泡上一杯，深呷几口，不一会儿就神清气爽、劲头十足了。大多数安静的时候，望着在杯盏中自由舒展、清香鲜嫩的茶叶，难免思绪万端。仿佛那来不及远去的故乡，那来不及风干的童年，正从氤氲的茶香中，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
（摘自2014年第5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谢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