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古今中外世界上的国家领导人物中，孙中山先生是最重视茶叶的，他已把茶叶视为“国饮”，并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言论。在历史的行程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时代如何动荡，都未能使孙中山的形象、思想和业绩有所淡化。他的一生得到了广泛的理解和赞颂，他的精神遗产仍闪烁着光芒。
孙中山先生是有他的思想、学说的，他自己构筑的思想体系就是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并不是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全部。孙中山计划将自己的学说纳入以“建国方略”命名的系列著作中。孙中山思想学说有如下几个特点：
1、广博性：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以爱国救国为出发点，而且以振兴中华为目标。“建国方略”命名的系列著作中，共分为（1）心理建设；（2）经济建设；（3）社会建设；（4）国家建设。
2、实践性和实用性：立足于中国国情和革命、建设的实践经验，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针对性意见。
3、创新性和超前性：立足当前而放眼未来，立足中国而放眼世界，往往具有高瞻远瞩的构想和真知卓见的结论。
一、孙中山对茶的定性评价
孙中山先生对茶有高度评价。他指出：“茶为文明国所既知已用的饮料……就茶言之，最为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茶的故乡。固然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最悠久，而且将茶传播于世界，但当时中国战乱频繁，民生凋蔽。在辛亥革命成功，建设中华民国的民族、民生中，孙中山先生把茶作为向人民大众特别推荐的饮料，是从实际出发的，这无异提升了茶饮料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地位。当时茶在国人心目中的定位，往往局限于“止渴的饮料”。孙中山先生对茶的视野不仅如此，他认为茶不仅是止渴的饮料，而且品味优佳，尤其是茶对人体的保健功能“最合卫生的”，还是一种“精神享受”，应理解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是指精神生活（茶的品饮还可健心灵）的升华“最优美的人类饮料”。1912年10月，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乘“联鲸”号舰在长江下游考察实业。10月23—30日孙中山先生分别在安庆芜湖登岸，作短时间停留，受到两岸各界的热烈欢迎。事前，太平茶商苏锡岱得知消息后便通知其义弟刘敬之，指由义兄方南山带上本人精制的太平猴魁去芜湖码头表示对孙中山到来的最好礼遇和祝愿。当孙中山在芜湖铁山休息时饮到侍者给冲泡的太平猴魁，才呷两口就赞不绝口，连称好茶，在茶兴正浓时提笔给茶人南山先生题了一条横幅，内容为“饮杯猴茶如得知已可以无憾”。把太平猴魁保健康乐、传情会友、净化精神、传承文化、祛疾防病等茶之品质，提高到至尊至高地步。经过猴坑茶人几代人的努力，2006年初太平猴魁已成为“茶王”，2007年又成为中国名茶。（摘录自方瑞祥：“孙中山品评太平猴魁”《茶世界》2007—11）
显然，孙中山先生将茶与非茶饮料（如无酒精的饮料、咖啡、可可、碳酸饮料以至酒类饮料）作比较之后作出“茶是最优美的人类饮料”的定论。例如“雀巢咖啡”在世界市场上总是以“味好极了”的广告词来标榜自己，可是这些非茶饮料的保健功能与茶相比较是相差甚远的，它与茶饮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民来说，茶叶根本谈不上如现时的“茶是高雅的休闲饮料”，“饮茶是一种美的享受”。但是，茶叶按孙中山先生的上述视野来说，茶叶比其他饮料堪称“价廉物美”，按孙中山的原话说：“茶是廉良之物”。和烟、酒相比：吸烟损寿；酗酒折寿；而饮茶益寿。这为当时精行俭德的国人所共识，这对于曾经习医五年多的孙中山向人民推广饮茶风尚是贴切于他的国情观的。孙中山先生说：“大凡一种思想”，“只看它是合我们用（还是）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这段通俗易懂的话生动地表明了孙中山先生的明确观点，即符合中国国情的便是好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即便是西方先进思想、先进经验，也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来考虑做法。他在赞美中国饮食烹调时说：“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常多为上寿”。他把清茶淡饭视为相得益彰的事情。
孙中山先生视“清茶淡饭”为有益健康，可以长寿，从卫生保健科学上为专家学者所认同，而且对倡导精神文明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清茶淡饭”是中国人民的一种传统生活方式。在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今天，量入而决定消费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吃喝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仍需继续倡导“精行俭德”之风尚。倘各种名目繁多的吃喝之口都能堵住，并能做到“清茶一杯”谈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会为之大振的。
二、孙中山对茶文化的启示
孙中山先生虽未就茶文化进行论述，但他对茶的定性评价涉及了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他在题为“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演讲中说：“外国人没有茶以前，他们都是喝酒，后来得了中国的茶，便喝茶来代酒，以后喝茶成习惯，茶便成了一种需要品”。
孙中山先生这种“扬茶抑酒”的观点还有具体展开说：“世界对茶之需要日增，美国又方禁酒，倘能以更廉更良之茶叶供给之，是诚有利益之一种计划也”。
美国营养学家赫尔曼也对中美饮食习惯作一个评价，他认为，中国人爱饮茶是一种优点，而把吸烟当作一种“时髦”，是一个缺点。的确，嗜酒好烟不仅伤身，而且对社会风气也有不良影响。无怪乎前苏联政府曾几度限制过饮酒，并提倡“以茶代酒。”这也印证了孙中山这种“扬茶抑酒”的观点是符合世界生活潮流，也有以茶文化促进茶生产的互动作用的思维。
茶自身的品性是中和、高雅，可引导人们趋于清明、爽远，培养人们超然，淡泊名利的雅趣，充分阐明了茶文化精神文明的内涵。
孙中山先生对茶文化未能深刻展开论述，是有其时代局限性，我们对此也不能苛求。像他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有多少事情要去做。能对中国茶叶这么重视是极难能可贵的了。孙中山先生的上述观点，仍不失为对茶文化的重要启示。
三、孙中山积极倡导“振兴国茶”
孙中山先生终生致力于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中，其经济思想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和远见。就是在现时，其许多观点仍具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在其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描绘的宏伟蓝图即《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包括交通、农业、矿业等六个方面在内的宏大的实业发展方案。
孙中山先生主张实业救国，对旧中国的茶叶生产现状很了解，并深感优虑。他指出：“前此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的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叶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它各国所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
从中国茶叶出口数量统计结果来看，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历史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初期发展阶段：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出口量从几十吨发展到几千吨。
2、兴盛时期：1866—1889年，年均出口量10万吨，其中最高年份的1886年为13.4万吨。
3、回落时期：1890—1917年，年均出口量为9.25万吨，其中红茶年均出口量较兴盛时期约减1/2，主要为印度红茶所夺。
4、大落时期：1918—1949年，年均出口量为2.7万吨，其中1918年低至2.45万吨，而1920年仅有1.5万吨，为19世纪以来的最低出口量。
1890年起中国茶业出现全面衰退之后，英国抓住机遇，在当时的殖民地印度、斯里兰卡生产茶叶并打造品牌（立顿）（Lipton）名牌就是在1890年创建的。这在品牌、质量、安全和商品营销意识滞后，是孙中山所指出的“中国茶已为印度、日本所夺”的主要原因。
当时（1924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办公室书写《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先生分析造成了这一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今后的对策：“中国之所以失去茶叶商业者……则中国之茶叶商业仍易复旧。”孙中山先生认为古代是农业社会，现代是工业社会，因而古代重农业，现代重商业。
这是指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上，孙中山提倡商品流通，货畅其流，以此来促进（包括茶叶等工农业）生产之发展。他在国际发展计划中更具体表明：“吾意当于产茶区域，设立制茶新式工场，以机器代手工，而生产费可大减，品质亦改良，世界对于茶叶之需要日增，倘能以更廉更良之茶叶供给之，是诚有利益之一种计划也。”当代茶圣——中国茶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吴觉农于1922年在日本留学时，就写出了二万余言的论著《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即《中国茶业改革方案》。论文深具功力，其中在茶叶制造方面，吴老针对当时几乎全用人工制茶的落后状况，语重心长地说：“我国各种事业的落后，一言以蔽之，是不能利用科学的精神”。吴老提出的方案与孙中山的政治、经济思想是一致的。
但由于孙中山先生早逝（1925年逝世），由于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科技落后，因而使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的建国大纲，乃至华茶的振兴，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设想。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所贯穿的经济思想（茶业是其中的一项），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加之广大茶叶工作者共同努力，我国茶业充分发挥了茶区辽阔，自然条件优越和品种、品质等各种优势因素，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50多年的努力，华茶从恢复到发展。
21世纪的饮品已进入茶的世纪，茶品质量、安全是品牌的生命。品牌是质量的标志。如果我们对此认识不足，中国茶业就永远解决不了“大而不强”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茶出口以中低档为主，缺乏名品牌、质量、安全存在隐忧，今后在生产上，贸易上应加快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的步伐，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孙中山积极倡导“振兴国茶”的愿望。
（摘自2011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曾莉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