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中国被誉为“国饮”，数千年来一直有其传承的历史脉络；然在历史的狂流冲击下，有许许多多曾经煊赫璀璨的知名茶人或是他们的名声，却如昨日之梦，只留下了模糊苍寥的痕迹；岁月的流转，将那些声名远播、神采奕奕的身影，都荡涤如浮沤，乍现乍灭……。可谓是人生之短，注释之长。历史如是叹息！
然而，一位哲人说过，再匆忙的过客，也或多或少会留下一抹身影。如是，回味抑或回忆也就由此产生……。
——本文题记
常鲁，字伯熊（生卒年不详），安徽临淮人（今安徽泗县）。常鲁是中唐时期茶人，他与“茶圣”陆羽在唐时都享有盛名，尤其是他对陆羽的茶说颇有研究，并在发展陆羽茶学的同时，也写了有关茶叶功效方面的书，但遗憾的是未见传世。所以，常鲁在中国茶史的长卷中依然是名不经传，人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在不多的古藉中记载有他与茶的故事：如唐代的封演，宋时的陈师道、欧阳修以及清时的程作舟等人，他们在相关的著述中记述有常鲁烹茶的趣闻轶事。
茶有很多的别称，如“甘侯”、“森伯”、“清友”、“馀甘氏”等等。而“涤烦子”这个茶的别称就出自常伯熊。据《唐中史补》记载：监察御史常鲁公(即常伯熊)于唐建中二年( 781 年)，作为入蕃使判官奉诏入蕃商议结盟时，一日在帐蓬里煮茶。有一个叫赞普的人问他在烹什么，常伯熊说:“涤烦疗渴，所谓茶也”。因呼茶为“涤烦子。”对此，清人施肩吾有诗云:“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即指此也。”而茶的另一个别称——“馀甘氏”的故事，则是出自宋人李郛的《纬文琐语》一文，李郛说:“世称橄榄为馀甘子，亦称茶为馀甘子。因易一字，改称茶为馀甘氏，免含混故也。”……时有竹林逸士，木下樵夫，莲花歌者，清蓉之姝，皆海内名士也。四人者，士，是指陆羽；樵，是指常伯熊；莲，是指谢杼山；姝，是指李季兰。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陆羽和常伯熊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了，尤其是常伯熊和陆羽一同推广茶文化，“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然值得关注的是，唐代的封演却是给予了陆羽和常伯熊一贬一褒。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封演讲述的是：御史大夫李季卿来到江南临淮，见到了常伯熊，惊为天人，看着常伯熊手口不停，说着茶名茶性，煎冲泡饮，李季卿非常满意。不久他又见到了陆羽，陆羽表演了几乎和常伯熊相同的一幕，李季卿却没有再一次感动，只是让奴子给了陆羽三十文赏钱。陆羽是日常交游名流，一直是清高自诩，而如此待遇，让他感到难堪，甚至认为是耻辱，回去后就写了一篇《毁茶论》。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末进士，撰定《封氏闻见记》应该是在德宗贞元以后。而陆羽是逝于贞元二十年(804)冬，享年72岁。封演和与陆羽是同时代人，所以，封演所记录的人和事应该是可信的。封演说常伯熊的茶道艺术表演，是阅读陆羽《茶经》后，模仿其中饮茶程式并加以艺术化，使之更适合表演，结果赢得了御史大夫李季卿的赞赏，一时传为美谈。这里所谓的“茶道艺术”和时今的“茶艺”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偏重于“道”，即饮茶时的精神追求；后者偏重于“术”，即品茗技艺。
《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刘晌在《唐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他说“李季卿，丞相适之子也。弱冠举明经，颇工文词。代宗时，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滞，进用忠廉，时人称之。”这样，人们就有理由相信，陆羽在为御史大夫李季卿煎茶后，非但没能得到御史大夫的称赞，反而是遭到了不屑一顾的嘲讽，真是造化弄人。尽管当时陆羽还没有“茶圣”的荣耀，可那《茶经》也是字字珠玑，总不至于被贬为“煎茶博士”吧？那么，当时的“茶博士”是指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唐人王敷撰写的《茶酒论》中，就已经已经说过“酒店发富，茶坊不穷”。其时，茶坊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了。而茶坊、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就是称“茶博士”。“博士”的名称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是一种官职名。到了汉武帝时，“博士”渐渐由官职演变为教职，且逐渐向专业方向发展。至魏晋之后，博士已经成为专精一艺的职官；如任用精通天文、星历的人为历博士、卜博士等。延续到唐宋时期，就将精通某一种职业的人称为“博士”。而民间也借用这个称呼来借指一切专业人士。当时，煎茶、点茶都需要很高的专门技艺，因此对茶馆的主人或伙计就称呼为“茶博士”。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很多关于“茶博士”的描写，如关汉卿《绯衣梦》第三折中有“自家茶博士，开了道茶坊着有甚么人来”的记载；而《水浒传》和《三言两拍》等也都有“茶博士”的描述和记载。想来，真是足有所长，目有所短，目之不及，纵是御史大夫也难免臆断啊。所以，陆羽只能是愤愤地写下了《毁茶论》，其个中滋味只有自己品尝了。
对于陆羽的《毁茶论》，后人是有褒有贬，看法不一。陆游《剑南诗稿》中有《试茶》诗曰：“难从陆羽毁茶论，宁和陶潜止酒诗”；特别是在《幽居》诗中还有“爱眠新著毁茶文”之诗句，着实是有些调侃陆羽的味道。当然，陆游还是很崇拜陆羽的。由于嗜茶，陆游曾仔细地研读陆羽的《茶经》，他以自己是陆羽的宗族为荣，并将陆羽“桑苎翁”的雅号移来借用。他在《安国院煎茶》一诗中写道：“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他甚至怀疑是陆羽托生了自己，以致在《戏书燕几》诗里写道：“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诗中的“竟陵翁”就是陆羽，因为陆羽是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称之“竟陵翁”。
陆羽因茶艺表演受到羞辱之事，明代《花裹活》中也有类似记载：作者陈诗教说李御史自认为高雅，见陆羽是布衣，出身微贱且又矮又黑，且在煎茶时竟然是衣冠不整，故出言不谦且百般嘲讽，以至陆羽气得拂袖而去。陆羽潜心研究茶史，对于茶道也是十分精通，在江湖上亦是颇有影响，可他却没想到在自己声名大振之时遭此侮辱，所以他异常气愤地写下了《毁茶论》。这些描述和推测应该是有根据的。如有人说“季疵”是陆羽34岁时，受李季卿之辱后，取“季卿所疵”之意，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这些记载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常伯熊是唐代临淮人，对茶艺茶道有颇深的研究。同时，常伯熊应与陆羽相识并有交往。当然，还有文章称常伯熊对陆羽的茶学不仅仅是研究，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陆羽的茶学理论，而唐时的茶艺茶道也因常伯熊的推动而更加盛行。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所以，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就有了特定的服饰、程式和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使当时的茶艺成为了一项表演艺术形式。其时，茶艺的基本程式是陆羽制定的，但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经过常伯熊进行加工“润色”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既然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所以“李公心鄙之”，而陆羽的表演又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也是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所以，李季卿自然就将陆羽视为“茶博士”且“令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中国茶叶博物馆学者陈晖在《法门寺唐茶具文化内涵及渊源综考》一文中，对陆羽和常伯熊的茶道表演及特点作了比较，他说：“……很显然，常伯熊为‘富贵茶道’而陆羽是‘俭朴茶道’；前者浮华而赏心悦目，后者却朴实平淡，蕴含哲理。李公不识，足见浅薄之人也！《毁茶论》之说，显系后人编造，若陆羽如此不堪一击，焉得有茶道之道？！而且，也正是在陆羽不遗余力的推广下，才有常伯熊们的‘广润色之’以至‘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著名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中国茶艺的几个问题》中，对唐时陆羽、常伯熊为李季卿表演茶艺一事予以了关注。陈文华先生认为，早在唐代，中国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为客人或贵宾进行表演。尤其是常伯熊将陆羽制定的茶艺形式予以“广润色之”，即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并有所提高，从而才导致了其时的“茶道大行”。另外，常伯熊在进行茶艺表演时，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程式，包括服饰、讲解和茶具等等。所以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陈文华对陆羽写《毁茶论》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陆羽的茶艺表演不如常伯熊，所以才有了“李公心鄙之”的事件发生。而现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中有关煮茶的程式，完全有可能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茶艺程式后而“润色”修订的。更有茶学专家认为：常伯熊既非官员(注：常伯熊是唐建中年间监察御史)，亦非平民百姓，从其著“黄被衫、乌纱帽”，亦即黄帔、玄冠，是为高道冠服来看，当是道士。而中国茶道是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而形成的，在中国茶道的形成过程中，以道家对其影响最大，儒家次之，佛教又次之。所以说，常伯熊精于茶艺，且对陆羽《茶论》（《茶经》的前身）进行了“广润色之”，以致促成了唐代“茶道大行”，而陆羽所著《茶论》则是奠定了茶道的基础。这种分析也是可信的有道理的。
历史上，第一个用诗来嘲讽陆羽的人是宋代的唐庚：北宋进士唐庚能诗文、通世务、性嗜茶，曾撰《斗茶记》，记述了自己与同好斗茶于寄傲斋之情景。唐庚的《嘲陆羽》一诗载于《全宋诗》中，诗曰：
陆子作茶经，竟被茶所困。其中无所主，复著毁茶论。
简览傲长者，彼自愚不逊。茶好固自若，于我有所恨。
便当脱野服，洗盏为一献。饮罢挈茶去，譬彼浇畦畹。
君看祢正平，意气真能健。达与不达人，何啻相千万。
诗中的祢正平是汉末文学家，恃才傲物，善言性刚。所以，唐庚用他与陆羽进行对照和比较。
唐庚嘲讽陆羽，这在中国茶史上也是尚属先例，尤其是他以诗所述且嘲之有三：一是认为著有《茶经》的陆羽不应该轻率地写什么《毁茶论》，这似乎有失他的身份；二是说陆羽太“简傲”，与茶人的“精、行、俭、德”的精神不符；三是说陆羽着野服实属不当。唐庚还说：陆羽不如祢正平之处就在于缺少一点“意气”，为人为学不应以“达与不达”为准绳。可以说，唐庚的批评是比较中肯的。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这两个基本点，陆羽在《茶经》中有明显的体现：对于茶道的思想内涵，《茶经》也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陆羽提出了“精、行、俭、德”作为茶道思想内涵。也就是说，通过饮茶活动，陶冶情操，使自己成为具有美好行为和俭朴、高尚的人。而唐庚批评陆羽太“简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然而，也有人为陆羽鸣不平，更有人提出了怀疑和质疑，说历史上的这件事不实，认为它是一个孤证，不足为信。总之，是为“茶圣”陆羽鸣不平。如清代钱林在《冯明府宬赠须溪茶》中说：“季卿宣慰尔何物，敢以博士轻嘲讪？”
中国茶文化专家寇丹先生，在《塑造丰满可信的陆羽》（致影视片《大茶今》编导）一文中说：陆羽“为人才辨笃性”，“为性偏躁多自用意”，既便他写过《毁茶论》，来个正话反说，不更是他性格的一种表现吗？寇丹先生还指出：“性格往往决定人的一生命运，任何天才都离不开外界的不同刺激。我们不能仅凭一个‘毁’字就去猜度他究竟写了什么，当然，这也并不损害他作为‘茶圣’的形象”。从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另外，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了特定的服饰、程式和讲解，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项艺术形式。如果说茶艺的基本程式是陆羽制定的，但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并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那么，时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的。
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之于文献的表演型茶道的代表，因此，应该承认他的茶道表演艺术家、茶艺大师或是现代茶艺祖师爷的地位和身份。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江淮地区茶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至唐代时，安徽茶叶产量名列全国第二，而按照当时的排列，安徽所产茶叶的品质（名茶）也位居全国第三……。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常伯熊对茶的研究以及他在茶艺茶道方面的出色表现无疑是合情合理、亦是理所当然的。李斌城撰著的《唐人与茶》是近年来研究唐代茶事、特别是唐代饮茶总体概况的杰作。他在文章中指出：“唐代嗜茶，茶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且不局限一般饮用，而升华为一种富有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其结晶就是茶道！”唐代的煎茶、奉茶程式是相当的严谨又是相当的隆重，流传于后世的“唐•宫乐图”所反映的就是古人煎茶、奉茶的一个场景。唐代又是禅宗发展的鼎盛时期，禅门与茶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达摩祖师面壁调心，以茶涤昏寐；如降魔大师叫人学禅，则皆许饮茶，以至“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使禅茶之风大兴。而佛门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则亲自订《百丈清规》并专设茶头，详细规约，以备大众茶汤等等。这些都是茶艺的最初形成，可以称之为“煎茶技艺”。
然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唐代宫廷还是民间或禅门，都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煎茶技艺”以文字形成并流传下来，所见到的只是散落于各种典籍中的片纸只字，这样的境况，或许是和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而不重艺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以后的历史上也都是不以茶艺为然，无论是宋、元时期的“点茶技艺”，还是明、清时代的“撮泡茶艺”，均被摈弃于正史及艺术殿堂之外……。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尽管“茶道”这一词语出现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而权威的汉语《辞海》、《辞源》以及《国语辞典》等辞书中，均没有收入“茶道”这一茶学中十分重要且不应忽略的词条，以至于在一些茶书刊上甚至出现了“茶道”这个词是外国人发明，或曰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贻笑大方之说。想来，这可谓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遗憾。而茶艺大师常伯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也应该是一个遗憾。
【摘自2016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