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武夷通讯》是1942年问世的一份腊纸油印小报……。然而，当我品着清茶慢慢地翻阅着这份油印小报时，心底里竟涌起难以名状的感动；因为在那些泛黄的纸页里，苍老的是无情岁月，流逝的是茶人往事，弥漫的是文脉茶香……。所以，解读《武夷通讯》不仅仅是有着感动，同时还有着对老一辈茶人的怀念和钦佩!
《武夷通讯》是继《万川通讯》（三日刊）之后的又一份茶叶小报，刊名源自民国茶叶研究所的所在地——福建武夷山。当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由衢县迁至武夷山区的崇安后，就将在衢县万川停刊的《万川通讯》改为《武夷通讯》而继续刻印；其时，正值抗战期间，面对“茶叶购销停顿，茶农求售无门，茶园荒芜”的情况，吴觉农感觉非常痛心；为了推动茶叶研究和发展，他在辗转各大茶叶产区调查和论证后，认为“武夷山上有十多个专制岩茶的茶厂和广阔茶场良好基础，当地的品种资源又十分丰富”；是一个“十分理想和非常适宜的所址。”所以，吴觉农就选址福建崇安县武夷山麓的赤石作为研究基地。同时，由福建与中茶公司合资100万元联办的赤石示范茶厂，也于1942年7月并入茶叶研究所。
吴觉农、蒋芸生任所长、副所长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在当时就汇集了中国茶界许多著名的茶叶科学工作者；如叶元鼎、叶作舟、汤成、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河洲、庄任、林馥全、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此外还有王泽农、庄晚芳、陈椽、李联标、吴振铎、张天福等茶叶专家、学者；从而使民国时期的武夷山成了茶叶专家的荟萃之地。当时，在《武夷通讯》茶刊上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它让人们了解了那些茶叶科学工作者的年龄情况；“本所同人年龄最大者53岁，最小者22岁，平均年龄为31.6岁；其中22岁至29岁者占60％，30岁者占20％，40岁至49岁者占14％，50岁至53岁者占16％。女性人数占10％，戴眼镜的人数占28.33％。”就是这样一批年轻的茶界精英们，在战事紧张的年代里，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在武夷山麓的土地上，无论在茶叶研究所工作的时间是长是短，他们都是孜孜不倦地在茶叶科学的道路上求索，为中国的茶叶产业发展奉献了全部精力，真正诠释了“契而不舍，甘于奉献”的茶人精神。
据相关资料记载，茶叶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们，在艰难而短暂的时间里，先后调查统计了历年华茶对外贸易输出的数据，开展了包括对崇安桐木关、武夷山、八角亭等茶区概况的调查；同时还对皖、渐、赣、闽四省内销茶产销概况进行了调查和相关数据的统计工作。问世只有三年多时间的茶叶研究所，虽然于1945年8月停办；但是，茶叶科学工作者所完成的茶叶项目的科学试验，不仅有着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也有着很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茶叶研究所的科学试验与生产加工的实践相结合，更是意义深远；因为它不仅推进了茶叶生产的进步，对茶业产业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茶叶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在茶叶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还编辑出版了《武夷通讯》及（茶叶研究》等报刊，撰写了大量的不同体裁的茶叶研究论文、茶学实验专稿及茶文化知识稿件等；同时还编印、发行了不定期丛刊6种、研究报告7种、调查报告12种、译著1种、单行本3种以及宣传小册子6种；在这些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中，《武夷通讯》也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回顾茶叶工作者讲述《武夷通讯》出报的缘由，其情其景都着实令人感动；《武夷通讯》的编者说：“在三十一年（1942年）的初夏，本所丛衢州迁到武夷，那时日本人正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拼命的想大同浙赣线。我们立脚未稳，炸弹已落到我们的屋边，我们只好迁到武夷山上的广宁岩和佛国岩去。在岩上什么事业不能开展，我们几乎清闲地度过了一个炎夏。到秋天，敌人退了，我们全部迁到企山（茶）场去工作，一切才上轨道。记得就在那年的初冬，在某次推广组的组会议中，大家决定编印一种油印的《武夷通讯》旬刊，以承接过去东南改良总场编印的《万川通讯》。这样，《武夷通讯》就在同仁的热烈欢迎中诞生了。”《武夷通讯》的编者还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说“……本所迁崇以后，适值浙赣战事扩大，敌机遍炸各地，时局严重，直至入秋以后，始渐告安定。本所为增进学术研究之兴趣，报导工作动态，并因接办茶树更新事宜，各种问题，有待研讨；因继万川通讯之后，有本刊之发行，并以本所处于名茶产区之武夷山麓，为纪念名岩名茶，爰定名为《武夷通讯》。”1942年11月1日，《武夷通讯》（旬刊）终于印出了第1期。编辑们计划在印发第一期后，每旬出版一期，每期十六开纸八面，油印一百五十份，分赠给各有关机关。
《武夷通讯》的创办初期，编者的热情是高涨的，对办好刊物也是充满信心的；如在第十期《武夷通讯》的《编者、作者、读者》文中，编辑说“本刊第十期出版后，编者曾以愉悦的心情从第一期起，仔细地翻阅了一遍，十期之中研究与报导的内容显得不够充裕；这一点需要本所同人多出一点力，希望此后以最大的心愿替本刊多写几篇稿……。更新之后，各省工作同志少有意见发表，讫未开展实际的工作检讨。为了加强各省的联系，使工作有相互的借鉴，盼各省工作同志共同来弥补这一块缺憾。至于通讯稿件，为反映茶区现实及各地茶情的缩影，亦待各地茶业同志多多□寄。本刊虽以报导本所研究工作为中心，对外稿亦绝对欢迎。”
1943年4月11日，第十六期的《武夷通讯》在一版以大标题刊出《本刊重要启事》：扩大篇幅，充实内容。本刊改名《茶叶研究》月刊，定五月间出版创刊号‥‥‥；然事实并非是将《武夷通讯》改名为《茶叶研究》，而是增办了一份《茶叶研究》月刊。同时，从第十七期的《武夷通讯》开始，将《武夷通讯》由原来的旬刊改为半月刊。并且将《武夷通讯》的版面由原来的十六开八版缩减为十六开四版；版面内容也相应调整为“专事登载国内外茶区通讯稿件，报导茶叶消息暨各地茶叶设施与技术上之介绍”。
《武夷通讯》之所以要调整出刊时间以及压缩版面，其主要原因是《武夷通讯》的编辑、选稿，出版单位，甚至是刻写钢版及蜡纸油印工作等，都还是原来的一套人马；所以，《武夷通讯》的形式、风格等都与《万川通讯》基本无二。其次是因为《武夷通讯》的出刊较之编印《万川通讯》时，却是更加辛苦甚至是异常困难；因为1942年时期的福建战时经济十分艰难，除了经费紧张外，油印小报的纸张也是时常短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编者们自己的不满意，而且是很不满意；因为这“油印的刊物总觉得看不入眼，虽然在油印时曾尽过很大的努力，却无法去尽一切的缺点——篇幅太少，容纳不了长篇大论的文字；纸张单薄，印刷不明(晰)，无永久性等……。正当大家对个刊物抱着厌倦态度的时候，东南合作印刷厂在吴所长和全供处东南分处陈伸明先生的奔走中成立了。所以，编者又创办了一份茶叶刊物，这就是《茶叶研究》月刊。正如编者在文章中所说：‘第一卷第一期的《茶叶研究》就在三十二年（1943年）七月旬，在印刷厂的印刷机中缓缓地顺利地流出来’……。”
也正是为了弥补《武夷通讯》“篇幅太少、纸张单薄、印刷不明”等缺陷，编辑者不仅是创办了《茶叶研究》月刊，同时对《武夷通讯》也进行了改版。对此，编辑也刊文作了说明：“旋以有茶叶研究月刊之编印，自三十二年（1943年）六月一日第十七期起改为半月刊，并缩小篇幅为四面，专事登载国内外茶区通讯稿件，报导茶叶消息暨各地茶叶设施与技术上之介绍，继续发刊。”其实，改版后的《武夷通讯》也并非是每期都编排四个版；有时它编排了六个版、八个版或者是个十版；可见，《武夷通讯》的版面也是根据稿件多少、重要时节或实际需要而进行调整编排的……。
1943年11月1日，是《武夷通讯》创刊一周年的日子；编者们在第二十七期的《武夷通讯》上套红刊出了“元旦特大号”字样，并且还精心编辑了24个版面来庆祝《武夷通讯》创刊一周年。同时，编辑叶秋还特别撰写了“绿色的生命——祝本刊出版一周年”的纪念文章。叶秋在文章中说：“本刊诞生迄今已满一周年了，在这个单位时间内，也已有了一点微薄的收获；一共出了二十六期《武夷通讯》。……本刊不过是几页油印品，原谈不到出版界什么的地位；可是在这个年头连油印也不容易，所以不免‘敞帚自珍’。总想经常的维持下去，希望她的名字下面能刻上百期千期这类字样。兹自这小小的刊物周年的日子，愿常绿的茶树永远象征着它，绿色的生命长远保持在它身上。窗外茶花送香，沁人肺腑，这期记录特刊正待发排，书此为祝。”
从1942年11月1日至1944年4月16日，《武夷通讯》的编者在艰难困苦的物质条件下，在艰辛而繁忙的科研过程中，克服了种种困难，以最大的热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编印出刊了一期又一期的《武夷通讯》。（需要说明的是，留存至今且可以阅读的32份《武夷通讯》，是当时的福建崇安中央茶场收藏的；在部分留存的《武夷通讯》上，还有崇安中央茶场图书室的藏书印；可见当年的收藏者对《武夷通讯》的喜爱和珍惜）然而，《武夷通讯》究竟编印了多少期？在留存至今的32份《武夷通讯》中，第36期《武夷通讯》的出刊日期是1944年4月16日。那么，第36期以后，还有没有继续编印出报呢？从1944年4月16日到1945年8月茶叶研究所停办，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武夷通讯》是否还在编印？或者说《武夷通讯》是否已经停刊？停刊时是否编印了停刊号或终刊号？这一切无疑都是谜？想来，福建崇安中央茶场当年收藏且留存至今的这32份《武夷通讯》，应该是弥足珍贵的……。
光阴荏苒，70多年过去了。不论《武夷通讯》当年编印了多少期，这32份《武夷通讯》都是值得阅读和研究的；因为这是中国近代茶叶历史上的重要资料和宝贵遗产。所以，我们应该记住《《武夷通讯》，应该记住《武夷通讯》编者们的工作态度和奉献精神，更应该记住那些默默奉献的老一辈茶人！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有那些坚定坚持且执着的茶人，更有那些值得学习且可供参考的茶学教育理念和科研成果；那一切的一切，对于今天的茶人、茶产业来说，都是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摘自2015年第3期《吃茶去》；作者：郑毅（安徽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