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如果你走进阊门外广济路，在新民桥和广济桥之间，有个不起眼的西杨安浜小弄，绝不会想到在这个小弄里，四十年代曾经有过热闹繁华的时期，每日里舟船云集，出出进进，那时候小弄旁边的河道没有填死，说得上是个忙碌的小码头。早上，花农从虎丘用船载来大批的茉莉花和玉兰花，一船一船，一担一担的运到杨安浜，把花送给沿浜设立的好几家花行。这里是窨制花茶的基地。原来沿浜有不少大户人家的老式庭院，三四进的很多，后来这些人家逐渐败落了，于是几乎凡是大一点的房子都被茶行购置或租用。最盛时期不但杨安浜，连接它的叶家弄、小邾弄，甚至隔河隔马路的山塘街、丹阳码头、潭子里一带也有茶行的存在。
大大小小的茶行不下数十家，比较大的有广盛、永丰、又新、协和正、协源祥、源丰积等，他们的老板多数是徽州人，以方姓和吴姓为多。茶叶本来多产于黄山，也许是人杰地灵的缘故，茶行的制茶工人也都是徽州人。
苏州人多饮淡茶（绿茶），花茶主要销往北方。据说抗战前，花茶窨制是在福州。福州的茉莉花不用盆栽，直接在地上种植。当时花茶都从海上轮船装运，运到天津、青岛等地，然后分散北方各地。日本侵华后，上海、苏州先后沦陷，海上交通断绝，上海已不是花茶出口唯一口岸，于是花茶的窨制转移到苏州。苏州虎丘的花农也一涌而起，家家种植，虎丘山附近一带，几乎成了花农的天下，到处都可看到茉莉花和玉兰花的盆栽。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北上的津浦铁路控制在日军手中，客货运输，还算通畅，因此，随着杨安浜茶行的兴起，北方老客到苏州来采购花茶的越来越多。他们中间，最大的属天津帮和济南帮，其次则以青岛帮和营口帮较为知名。天津帮和济南帮所以居首，是因为花茶都是先运天津和济南为集散地，必须先由他们经手。那时，天津最大的茶商客户是正德兴茶庄和成兴茶庄，济南大户是以“祥”字号为首，如福祥茶庄、泉祥茶庄等。他们在津济一带都非常驰名，当然也很有实力。但是他们始终只做采购和贩运，不遑他顾。独有营口帮，眼见徽州人开的茶行愈益兴旺，那些老客，因为本来就是行商，于是也就盘算自己在苏州扎根落户。他们索性也自办茶行，招雇徽州工人，另灶起火，从而打破了微州人的一统天下。
茶行的兴起，带动了花农以及其他有关行业，最使人摸触得到的则是附近住户的变化。小户人家的女性，不管是姑娘、妇女、老媪，向来是清贫而闲散，如今，茶行要召人拣茶叶，拣多少给多少工钱，这就使她们既有了生计出路，也稍减了空虚无聊。她们四个人一块拣板，坐着小板凳，每人一个小篓子，挑拣茶梗、茶片。手不停，难免嘴不停，于是有了情感交流。每家茶行都有几十块拣板，确实养了不少临时工，有的快手也会得到相对来说较为可观的收入。这样一来，为她们服务的小饭馆、小摊贩，都把杨安浜当作了别有天地，杨安浜喧嚣异常。
运输行业自然也随之有了生意可做。阊门吊桥下的太子码头，原来就是船行、运输公司的风水宝地，靠水吃水，本以水运为主。这时，因为海运阻隔，苏州火车站忙碌起来，整车出口毛竹、纸张、黄酒、茶叶等，于是那些吃运输饭的又转向车站货运部，大肆“公关”。因为茶叶是贵重货物，一箱高级花茶价值连城，最好有人专门经营，因此派生出专业运输茶叶的公司。最早的有瑞泰恒、大安，后来又有久和、正源等。
开了这么多的茶行和公司，免不了在生意场上要有一番争夺，这便使得北方老客，受到那些商家的拥戴，勿论他们年龄大小，一律尊称为“爷”，三天两天请他们进戏院、吃酒席、下澡堂、游山玩水，甚至嫖赌宿娼，无所不用其极。个别年轻的北方老客，本来在北方还是布衣布鞋，艰苦朴素，一到苏州经不起商家吹捧，抵不住花红柳绿的诱惑，不多时便成了花花公子，狂嫖滥赌，最后堕落。不过多数的北方老客，吃饱喝足，身上有了钱，也会购置些苏州的丝绸罗缎、被面、鞋子、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带回北方，多少也给沦陷期的苏州带来勉强的繁荣。
日本投降，国共谈判时，津浦铁路一度中断，北方茶叶缺档，有的茶商从苏州改运上海，再由海路运往天津或青岛。
解放后，交通正常，恢复原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家一户手工业的制茶工场，已经落后，杨安浜的几家大茶行逐步走向国营，即是现在苏州茶厂的前身。从此结束了四十年代杨安浜一度繁华的历史。
（摘自2010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