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的胞弟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一度齐名的兄弟。哥俩儿在喜欢“喝茶”上,也是名闻遐迩,并且已是载入茶文化史册的。但这哥俩儿由“喝茶”所引发的事情,却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因为“喝茶”感觉上的不同而已?其实不然,这可以从不断发表的研究资料披露出的事情中看到。
鲁迅兄弟的喝茶,周作人的喝茶似乎感受更深,他很喜欢把它诉诸文字,写成文章,早在1924年12月,就用白话文写了《吃茶》一文。并以“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为由头,用一千多字的短文,谈中国茶经、日本茶道、英国下午茶、茶食茶点……从古至今,又由国外到国内妙笔生花地写开来,一派恬淡闲适人生,把个“喝茶”在不经意间,做了个较全面的、有哲理性的阐释。文字脍炙人口,享誉中外,几乎成了当代的“茶道”!
像《吃茶》文中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的体会;“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的感受,以及“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的品茶。他把“喝茶”写的典雅精当,鞭辟入里,让读者进入文中,坐下与其同饮,读后口中留有茶的余香。《吃茶》从当年发表在《语丝》时起,至今仍被世人嘱目。
周作人的《吃茶》发表后的1933年9月30日,以丰子余为署名的《喝茶》文章发表。写的却是从喝茶中体味出的人生之苦?“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在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同样是喝茶,感觉到的却是如此的不同?而从这篇《喝茶》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的还当不止于此?这篇的《喝茶》文章,是如此地与周作人的《吃茶》针锋相对?这是有意地这样写呢?还是出于某种巧合呢?当然是丰子余有意地这样做!那丰子余是何许人也?此人就是周作人的大哥——鲁迅。
1923年7月19日“起源于家庭纠纷”的周作人与鲁迅一信断交。兄弟“失和”直至“反目”后,两人互不相见,形同陌路。以至“相互评骘或暗刺”,这无疑在两人的精神世界里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周作人由此产生了逐渐脱离主流文化圈成为“隐士”的思想。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写到:“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的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文中蔓延着闲适恬淡的情绪,其愉悦心情溢于言表。而此后他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苦中作乐”的态度,复杂的矛盾心理,颓唐的心情,更是在不断地流露。这些可从1925年11月他在病中倚枕写的《雨天的书》自序二中看到: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1928年春又在《苦茶随笔》小引里说:“瓦屋纸窗,灯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榈,后来虽见‘红袖添香夜读书’之句,觉得也有趣味,却总不能改变我当初的空想。”1934年5月写了《再论吃茶》、1935年3月又写了《关于苦茶》。
鲁迅对胞弟周作人在社会大动荡时代,用大谈“吃茶”,来回避现实,不敢使自己的灵魂“粗糙”起来,政治上在开始倒退。既然兄弟反目又是周作人首先提出来的,似应恩断情绝!而鲁迅却比周作人平静的多,这可从鲁迅日记中看出,他照样写文章、翻译、写信、接待客人。但对周作人的手足之情仍未完全泯灭,更多的还是出于关心,期待着他有所悔悟。
1925年12月周作人的《雨天的书》出版。据鲁迅日记载,在转年的1月18日鲁迅去北新书局李小峰处取到十本(李是书局创始人是鲁迅在北大时的学生);在当年的2 月15日上午,绍兴同乡、鲁迅过去的学生、小友董秋芳来访,鲁迅赠他《出了象牙之塔》、《雨天的书》、《莽原》的书刊中,就有这本《雨天的书》。说明鲁迅还在关心着周作人。其后,鲁迅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是见到周作人出的书,他都要购藏。说明鲁迅对周作人还在时刻关注。
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来的五大散文作家之一”、又被誉为“小品文之王”、的周作人,兄弟反目之后,与鲁迅已不能齐头并进。其实鲁迅以丰子余为笔名发表的《喝茶》中,对周作人那种回避现实,不敢使自己的灵魂粗糙起来,却又变得具有病态的敏感、细腻,以致不能经受到时代风暴考验的懦怯性格。已看出了周作人的走向。
鲁迅兄弟的“喝茶”成了近代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如果把他放在不同的层面上去解读,那他所显示的则是政治观点的矛盾,其中无疑的就会交织出人品与文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下面发生的事情中,反映的正是我们能看到的,它所呈现的也正是似乎由“喝茶”所引发的,但实则是有着内在联系的逻辑。
周作人曾说,他出生的那个晚上,一个族叔出去夜游,半夜回来走进内堂门时,看一白胡子老头站在那里,后来又以讹传讹地把他说成是老和尚?周作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遂有“老人转世”说。所以,他在1934年1月13日,写的一首《五十自寿诗》中,就写出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事,且到寒斋吃苦茶。”自称是仿南朝牛山志明和尚体写的打油诗。其中就用了“出家”、“袈裟”,来暗喻他的“老人转世”说。他在《知堂回想录》中也说,其诗的首联“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到了他生日那天,设家宴时,他又用原韵写了“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表面上看都是谈论喝茶的。把书斋也改名为“苦茶庵”了。诗里既有浮躁凌厉的一面,也有着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这个曾被美国记者斯诺在上海采访鲁迅时,让鲁迅举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时,鲁迅举出的第一个人,就是周作人的人,竟然写起了旧体诗的打油诗,而且写的是那样的好?《五十自寿诗》一经发表,当即受到林语堂、刘半农、胡适、蔡元培、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等众多名人的唱和、吹捧。但却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事件的轩然大波。
事隔三个月的4月13日,廖沫沙以“埜容”的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用尖刻的语言,调侃讽刺周作人,并用周作人诗的原韵写了一首和诗:“先生何事爱僧家,把笔提诗韵押裟。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诗的意思是说他已落伍了,诗后并以评说,言词更加尖锐,并加以引申,成了后来风波争论的导火索。同日,《自由谈》上发表了胡风写的《“过去的幽灵”》,他说,十年前,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一次演说,说是,在你们的内心世界里面还住着一个“过去的幽灵”,时时会跑了出来鼓励你们照它们的意思去做逆历史潮流的事,当时听讲的青年们都感到阴森可怖。这次演说是周作人翻译的。胡风问道: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却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胡风这个鲁迅的私淑弟子,竟然很不客气地对他的前辈表示不满,并发出了质问:如果是在《四库全书》的什么集子里面发现的,对于这样“炉火纯青”的七律,当然要拍案叫绝。然而,这个作者却是当年为诗底解放而斗争过了的《小河》底作者,现在在这里“谈狐说鬼”,“街头终日听谈鬼”的作者,当年却热心地为我们翻译了《过去的幽灵》。胡风的言外之意,是对这位前辈今天的不满,并表示痛心!
此后争论面扩大化,波及到与周作人写诗唱和的林语堂、胡适等人,争论延续了三个多月。其间,曹聚仁在《自由谈》发表文章中说:“周先生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周先生十余年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二百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我们读了自寿诗,更可以明白了!”他实际上是说社会的压迫和诗人对社会的不满。曹文好像是这场争论中的不偏不倚的、比较公允的一种观点。两天之后,林语堂也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称,读了曹文“甚洽我心”。
鲁迅静观事态发展,没公开发表文章,但私下给曹聚仁信中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做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过了一个星期,又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还是藏些对于现世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捧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鲁迅看出周作人诗中藏着的对社会的不满,也含有对弟弟的一些同情和理解。除此之外,鲁迅始终没发表过公开的意见。只是到了1935年1月在《隐士》一文中写到:“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蔽一些。”鲁迅把周作人的“喝茶”,做《苦茶随笔》,看作是“谈烟说茗”,说他弟弟虽是心系社会,但是在作精神挣扎。
周作人对上述言论不动声色,按兵不动。1935年2月在写的《关于苦茶》中说:“去年春天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不在意在上海引起一点风波,……这些看法都并无什么用意,也于名誉无损,用不着声明更正,不过与事实相远这一节总是可以奉告的。”但是,这么大的一件事,周作人能不耿耿于怀吗?终于在1936年6月,在《谈鬼论》中说出:“三年前我偶然写了两首打油诗,有一联云,‘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有些老实的朋友见之哗然,以为此刻现在不去奉令喝道,却来谈鬼的故事,岂非没落之尤乎。这话说得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可是也不能算对。盖诗原非招供,而敝诗又是打油诗也,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单纯的头脑去求解释。所谓鬼者焉知不是鬼话,所谓蛇者乃是蛇足,都要可以讲得过去,若一一如字直说,那么真是一天十二小时站在街头听《聊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南窗下临《十七帖》,这种解释难免为姚首源所评为痴叔矣。”
此后,周氏兄弟的“喝茶”,就没什么交锋了,只不过兄弟间更加疏远了。而周作人对“吃茶”的感情可谓依然故我,这在他这阶段发表文章用的署名及堂号就可看出:苦茶、茶庵、苦茶子、苦茶上人、苦茶庵等。
周氏兄弟的“喝茶”为中国茶文化史,凭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在中国近代以喝茶为题材的文章中,从周氏兄弟《喝茶》文章迥然不同的风貌中,仍可看出鲁迅的匕首式的文体,与周作人“美文”的平实深远。由《喝茶 》所引发的“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文章,所形成的个人鲜明艺术特色,也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奇观。
(摘自2013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王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