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讯）为了纪念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成立十五周年，复兴中国茶文化，弘扬当代茶圣茶人精神，5月21日在北京召开弘扬传承当代茶圣吴觉农茶人精神论坛会。
今年3月19日，弘扬传承当代茶圣吴觉农茶人精神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座谈会的专家一致认为：茶行业发展至今，需要有茶人精神力量的注入来引领、唤醒、呼吁，让茶人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国茶文化复兴、茶产业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4月15日，为纪念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诞辰119年，上海市茶叶学会联袂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在上海举办了“第八届吴觉农茶学思想学术研讨会暨“红茶颂”高峰论坛。此前一天，还在上海百佛园进行了吴觉农纪念馆新馆揭幕仪式。
众所周知，吴觉农茶学思想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外交、贸易等领域。吴觉农先生是中国茶业复兴、发展的奠基人，是中国现代茶学的开拓者，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茶学家，更是我国茶界的一面光辉旗帜。。
吴觉农一生爱国、爱民爱茶，为振兴华茶艰苦奋斗了七十二个春秋，做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吴觉农茶学思想，是他和老一辈茶人留给我们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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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觉农先生简介
吴觉农先生（1897—1989）浙江上虞人，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茶叶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我国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
他青年时代就读于浙江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浙江农业大学前身），1918年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他撰写了许多有关农业、社会、妇女问题等内容广泛的文章向国内《东方杂志》等刊物投稿。在茶叶方面，他写的《茶树原产地考》，论述了中国是茶的故乡，捍卫了中国是茶的祖国。他的《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勾勒了现代中国茶业发展的蓝图。两篇长文，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回国后，他曾任上海市园林场场长，浙江省政府合作事业室主任及上海劳动大学教授等职。他自1931年起就任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监理处处长后，为振兴茶叶经济，维护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改善茶农的生活状况，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如首创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在浙江、安徽、江西等产茶省成立茶叶试验场和茶叶改良场。其目的不仅要禁止劣质茶叶出口，而且要全面提高茶叶质量，采取科学办法从栽培、采摘、制造、贮藏等方面入手，改变因循守旧的手工生产方式。
1934年秋到1935年11月，他先后到日本、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和苏联考察，对有关国家的茶叶生产和销售情况，以及茶叶的国际市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回国后写出了《华茶在国际商战中的出路》、《华茶对外贸易之瞻望》、《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等多项报告和建议。
抗日战争期间，他负责当时政府贸易委员会的茶叶产销工作，在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后，他努力开拓茶叶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苏易货贸易，代表贸易委员会和苏联商务代表在武汉谈判，签订了易货协定，随后在香港设立贸易机构富华公司，在内地颁布《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实行全国茶叶的统购统销。他亲自到各省联系，先后在各产茶省成立茶叶管理处（局），组织茶叶生产、收购、加工、运输等工作，借此消除了过去洋行买办、洋庄茶栈的垄断和地主豪绅、商业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恢复已萎缩的茶区生产，把分散在各省农村的成百万担零星茶叶，加工为成品箱茶，汇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和海外销售。1938—1939两年，取得较大成绩，华茶外销跃居出口商品第一位，不仅超额履行了对苏易货合约，还向西方国家换回一定数额的外汇，支援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
他十分重视茶叶专业人才的培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复旦大学，他与该校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等商讨成立了世界第一个高等学校茶叶系，自兼系主任和教授，并邀请了一批有名望学者专家授课。在筹建茶叶系的过程中，孙寒冰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不幸牺牲。吴觉农在茶叶系的开学典礼上，沉痛悼念孙寒冰，要师生们永远纪念这位杰出的、著名的进步文化人。不久后，他又选址福建武夷山，创立了我国第一所国家级的茶叶研究机构——中国茶叶研究所，担任首任所长，集中了一批专家、教授和有实际经验的茶叶从业人员，系统研究茶叶的栽培、制造和贸易等方面的课题，取得了不少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央农业部的领导岗位上，会同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办公厅主任林海云等同志讨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对外贸易公司—中国茶业出口公司（归中央贸易部领导），他兼任总经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中，他迅速同苏联等国签订茶叶贸易合同；加紧组织进行茶叶的收购加工，履行易货偿债；并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市场的贸易，推销积存茶叶；大力订制制茶机械，在各主要茶区筹建各种类型的制茶厂；同时联系各省积极建立和扩大茶叶教学与科研机构等。当抗美援朝开始，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他又采取了绿茶改制红茶等应变措施。随后他召开了全国茶叶会议，制定了第一个茶叶发展计划，为新中国的茶叶事业勾划了宏伟细致的蓝图。此后他因调任其他工作，不再主管茶叶，但中国茶叶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都直接、间接地和他的擘划分不开。
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他已年逾八十高龄，但仍积极与农业和茶叶界人士探讨问题，参与各项考察和学术活动。他亲自去云南、广西、海南等茶区做调研，建议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发展红碎茶，以适应国际市场需要；为增强茶叶出口竞争力，他首先提出外销红、绿茶出口免税的建议；统筹外销茶产制运销一条龙等。这些战略性的意见，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已被采纳实施。1983年10月，他亲自到杭州参加“茶叶与健康、文化研讨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是一个创举”，“茶与医药、文化相结合前景非常广阔”。事实证明，我国茶文化活动从此蓬勃发展。
他生前著译甚丰，内容广泛。1987年在他九十寿辰时，由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农学会牵头，集中了老一代的茶叶专家，编选了以茶叶论文为主体的《吴觉农选集》。在晚年，他还主编了《茶经述评》一书，对我国茶叶历史和现状作了较全面、正确的评述，被陆定一称为“二十世纪的新茶经”。他七十年来有关茶叶的论著，丰富了祖国茶叶历史文库。他的传记已列入浙江省“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根据他对中国茶叶事业建立的功绩，以及对茶学的渊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著述，陆定一同志称誉他为“当代茶圣”，立即得到茶界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普遍认同和热烈响应。在他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茶学思想，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2001年5月，由我国茶学界、茶文化界以及有关企业单位发起组织了学术性民间团体“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宗旨是团结茶界专家学者和广大的茶人、爱茶人共同探讨与弘扬他的茶学思想，繁荣茶叶经济、茶文化，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吴觉农先生同时又是一位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他振兴中国茶叶的理想同他爱国主义的思想密切相关。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追求真理，倾向进步。他同胡愈之、沈端先（夏衍）等情同手足。在杭州求学时代，即同共产党的早期先驱人物宣中华、杨贤江等交往密切。1927年“四一二”事件时，他同胡愈之、郑振铎等七人在报上发表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被周恩来称之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大无畏的壮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和周建人、叶圣陶、章锡琛等进步文化人，共同创办了在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有很大影响的“开明书店”。三十年代，他又与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担任该会代理事长。同时，他还担任中国农学界的学术组织“中华农学会”的总干事，在农学界前辈梁希、邹秉文的支持下，广泛联系农学界人士，负责组织和出版会刊等工作。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加入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积极参加营救“七君子”及其他被捕同志的工作。四十年代初，他加入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并在上海担任负责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受党的委托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如在上海解放前夕，营救被捕同志；联络马寅初、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等知名人士，以防被国民党劫持；动员他留日时的老同学汤恩伯起义等）。
解放前，他同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解放后，他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的性格始终不变，他对党很有感情，但他以自己理性的眼光审视问题，他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反对盲目制订生产高指标；他对“四人帮”的专制暴戾，深恶痛绝；对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政策竭诚拥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就曾这样评价他：“吴觉农先生出生于苦难的旧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求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的身上表现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
1949年吴觉农先生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制订，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首任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去世前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1989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